[7]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可以意味着权力，应当或必须才意味着义务。

[28]第47条：自然人可以向信息持有人依法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七)信息持有人破产或解散时，无法继续完成承诺的自然人信息处理目的。

以及(6)该个人信息基于第8条第1项规定的为社会服务所提供，经其监护人同意而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的发展在美国则受到了挑战，其缘由在于美国人更注重言论自由，认为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被遗忘权会给社会带来寒蝉效应，故美国仅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制定了特别被遗忘权法案，并没有设立一般被遗忘权制度。文件中明确列举了13项信息删除的参照标准，并详细解释了每一条标准。我国应当在未来制定《民法分则人格权编》或者《个人信息保护法》时确立被遗忘权制度，实现其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立法突破。二是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 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事实上，为了帮助信息主体维护自身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形象，在现阶段甚至出现了暗含被遗忘权性质的服务机构与个人，这些机构与个人以明码标价的方式，通过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甚至雇用网络水军来帮助信息主体摆脱不利的负面评价，然而这些业务的开展毕竟有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增加信息主体的负担，如果引入被遗忘权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被遗忘权能够帮助信息主体重置个人社会坐标，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前行机会。但是第17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适用该条款的五种情形[5]，此类删除是在信息主体撤回同意、同意过期或者法律基础不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删除信息，笔者把此种删除称之为狭义删除权，即如果个人信息在被处理时就违反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是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属于狭义删除权的适用范围。而且以荷兰为代表的某些欧盟国家的法院在裁判被遗忘权的案件时，也比欧洲法院更重视表达自由的价值。

被遗忘权旨在为网络囚徒提供清除网络记忆更好面对未来的机会。[3]实际上，被遗忘权的确立与实践，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运营责任，更引发了巨大的自由风险。[13]自2014年5月判决生效之后，欧盟迅速把被遗忘权的效力推广至欧盟以外。这类权利具有坚实的自然法基础，且在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中都有明确表述。

也回应了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呼吁摆脱空洞的语词争议的拖累，直接面对实质性的分歧的倡议。第二，被遗忘权成为实证权利的方式也是激起法律争议的主要原因。

在欧盟的强制要求下，谷歌组建了主要由律师组成的庞大审核团队。2016年3月，法国的数据保护机构CNIL对Google处以10万欧元罚款，原因是CNIL认为Google所有版本的搜索网站而不只是欧洲网站都应执行被遗忘权。欧洲媒体质疑谷歌团队审查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因此，借用德国基本法上一般行为自由概念来囊括不受法律反对，但还未设定特别保护机制的个人自由状态。

互联网的有序运行越来越依赖支配性的干预。总体来看，欧盟被遗忘权的法律规范和司法适用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权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33]前引[32]，康德书，第91页。《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实际上，过度互联的网络环境已经使得人们过分纠缠，除非独善其身式的远离互联网，否则个人的数据自律已几乎不可能。任性的自由具有不受感性冲动规定的那种独立性。

[3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制度不一定适合于我国，参见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36-38页。尤其是，删除判断往往是基于个体和当下的考量，而对未来和社会的考虑则不够充分。

以被遗忘权为代表的监管机制之所以是支配性的，主要原因在于：(1)技术的支配性，普通用户难以理解相关监管的技术原理。分散式规制依靠数目巨大的个人和公司监督和执行规则。[32][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8]Eleni Frantziou,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s Judgment in Case C-131/12，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14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761-777(2014). [9]Patricia Sanchez Abril and Eugenio Pizarro Moreno, Lux In Arcana: Decod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Digital Archives，5 Laws 33(2016). [10]https://blog.google/topics/google-europe/reflecting-right-be-forgotten/，2016年7月12日访问。根据该提案第17条的规定，被遗忘权是指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数据主体(尤其当数据主体是儿童时)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去和拒绝传播关于他们数据。欧盟为了少数人自由发展的利益，不惜以全面的支配性监管为代价。

换句话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令我国和欧盟过度互联。(二)被遗忘权的规范基础 被遗忘权在规范制订阶段缺乏良好的沟通与协商，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充分的论证说理。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指出人的任性与动物的任性不同。[19]最后，媒体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主动弥补因被遗忘权而造成信息缺失的后果。

若要求它们以自律作为法则显然只是空洞愿景。例如尽管Google公司在Google Spain案后反应激烈，但摄于欧盟强大的经济惩罚，也只能建立了相应的申请和处理流程。

2013年公布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规定：个人信息主体有正当理由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及时删除个人信息。简单地说，被遗忘权的客体是那些过时的、不充分的、不相关的个人数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戴维德(William Davidow)将人类的联系程度分为四种：互联不足状态、互联状态、高度互联状态、过度互联状态。自律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理念，也因其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道德支持而具有恒久的魅力。

技术精英们在创建互联网之初，对其发展前景就被定位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在大数据时代，把控制作为隐私保护的基础很可能是一种错位的信任(Misplaced Confidences)。

法律应当以非专断的(non -arbitrary)干涉者形象出现。被遗忘权的确立实则忽略了搜索引擎的属性，而不计成本的课予信息技术公司或者监管者专断的权力。

因此，在靓丽的权利外衣庇佑之下的支配性监管目标之达成，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社会成本，首当其冲的代价的就是自由。但欧盟提出和实践被遗忘权的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问题。

欧盟通过一系列立法确立的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ersonal data)等适应互联网时代数据保护的权利总是试图将主体表述为everyone，但它们明显并不属于传统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范畴。现在看来似乎有很多补救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利用经济压力迫使其以美国为首的数字经济伙伴对其被遗忘权逆来顺受。【摘要】 过度互联时代的网络在带来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从物理和法理上区隔出隐私空间的成本变得非常高昂。

但相关的忧虑却很难因为法院的沉默而被平息。[15]带有支配性监管性质的被遗忘权对任何人而言并非只给予保障，也会减损自由。

个人对网络和手机等设备须臾难离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不自主状态。[5]由此可知，在欧盟委员会的制度设计目标中被遗忘权仍被视为一种隐私保护机制。

尊重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就应超越传统法权的局限性，选择更妥善的保护方法实现相关法益。欧洲法院判决认为：搜索引擎公司在性质上是个人数据的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因此Google负有删除相关搜索链接的义务。